三兩室

關於論文裡文獻回顧的處理，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所的羅景賢（2015），其碩士論文《徵收神明：民間信仰與土地徵收的互動關係》是我認為處理得比較好的案例；而在清華大學人類學所畢業的郭益昌（2011），其所撰寫的《扮將：嘉義市八家將的表演性質與暴力形式》，是我認為沒有處理好的文獻回顧。

以羅景賢《徵收神明：民間信仰與土地徵收的互動關係》的文獻回顧來說，循序漸進是其最大特色，羅景賢將想談的議題分割為三個部分，再細膩地從這三種不同的角度切入。這篇論文的文獻回顧獨立成章，並在一開始就切割出三種文獻回顧的方向，分別是「區段徵收與個案研究」、「漢人民間信仰」與「都市計畫與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不僅有助於讀者理解，也能在此拉出研究視野，設定觀看研究對象的角度。

在第一節「區段徵收與個案研究」內，羅景賢開門見山就引用陳新民（1990）的說法，將臺灣現行土地徵收最大爭議即是國家主導公益性與必要性的詮釋點出，並再藉著徐世榮（2012：57-86）和鍾麗娜（2013）的研究成果，將資本利益團體的角色納入，批判政商權力行動者僅在意如何取得土地，而非思考為何需要土地。在當今臺灣社會中，土地徵收和政商關係儼然成為一股結構性力量，羅景賢為此先回溯Darin-Drabkin（1977：183）的定義，談及土地政策是受多種國家政策的歷史因素影響，再回到本土脈絡，從李承嘉（1998）的分析中劃分臺灣戰後的四個土地政策階段，並述及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在近年的發展中，羅景賢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在2000年誕生為例，強調政府對於自由化與效率市場的追求（蘇南、陳昆成，2012）。除了土地徵收之外，羅景賢也針對都市計劃進行文獻回顧，首先從周志龍（2004）的研究提及參與都市計劃的行動者為中央、地方與特定政經行動者所構成的緊密網絡，再從徐世榮與鍾麗娜（2013）對臺南樹谷園區的個案研究佐證此論點，並強調網絡中利益共生的關係。最後，針對竹北六家、竹南大埔與桃園竹圍三個研究對象目前的土地政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提出現有相關研究中，缺乏從民間信仰視角的切入。

在第二節的「漢人民間信仰」內，羅景賢先透過研究成果定義民間信仰（李亦園，1991；林美容，1991），區分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的差異，接著藉由焦大衛（1966）以及丁仁傑（2013）在臺南縣西港鄉保安村的研究，提到地方性的宗教活動是鞏固並強化地方社會生活的重要元素，再談到社群與民間信仰間的共構、再生產等相關運作細節（林美容，2008；齊偉先，2011；丁仁傑，2012：41-101）。除了日常祭祀行為與組織之外，從民間信仰醞釀抗爭能量是羅景賢在本研究的重點之一，於是也提到「後勁反五輕」和「鹿港反杜邦」的兩個具民間信仰參與的抗爭運動（呂欣怡，1992；Reardon-Anderson，1992）。最後，以吳蓮進（1986）、陳瑞樺（1996：80）、李丁讚及吳介民（2006）的研究談現代化與世俗化對民間信仰的影響，回歸本研究論文的研究目的。

第三節的「都市計畫與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則是前兩節探討角度的綜合回顧。在此羅景賢透過辛晚教及林政逸（2001）的研究，將討論範圍切割成「文化空間」、「信仰空間」與「文化資產」等三種，進行分項回顧（舒奎翰，2006；高喬茵，2013），並於末段總結前人研究所未能處理的問題，也就是民間信仰的行動者在土地徵收或都市計劃的過程中，如何理解、回應甚至建構民間信仰的重要性，讓廟宇得以在徵收中保存。

綜觀羅景賢的文獻回顧，可發現除了架構分階嚴明以外，均能於每次回顧發現問題或前人研究的闕漏處，或者會提出新的疑問，再拋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以利後續研究解決。

在郭益昌《扮將：嘉義市八家將的表演性質與暴力形式》的文獻回顧中，回顧許多西方理論家的說法，例如Robertson Smith（1984）的交流理論、Hurbert與Mauss（1898）的交往理論，以及Durkheim（1992）的儀式流血必要性等。但是，裡面所談到的交流、交往、犧牲、流血與禮物等概念，卻都只是引用其言，沒有與本研究對象家將進行對話，是最為可惜之處，一直到論文的末尾，這些西方理論依然沒有與本文研究對象產生連結。

此外，本文研究對象為「嘉義市慈濟宮振裕堂八家將」，在臺灣關於家將的研究不少，分別針對歷史緣由、步伐陣式、臉譜象徵或心理影響等進行專題研究，亦有美國人類學者Donald Sutton前來進行田野、撰寫民族誌，卻皆未在郭益昌的論文中出現，令人感到回顧的廣度及深度皆不足。